惠新讲坛第二十二期

从考古发现看周乐用“商”的问题

 

2011322,我院音乐研究所举办了第二十二期“惠新讲坛”。本期讲坛由音乐研究所冯卓慧主讲,全所在职人员及研究生院音乐学专业学生共5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所谓周乐用“商”,源自《礼记·乐记·宾牟贾篇》中孔子对乐舞中出现“商”音的评论,以及《周礼》、《荀子》中的相关记载。自汉以来,历朝历代出于制礼作乐的需要,对周人用商的问题多有议论,其焦点主要集中于“商”是商声还是商调之别。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二重证据法”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讨论的范围已不仅仅限于声与调二者,而是扩展到区域音乐风格,以及礼乐制度适用空间等多个方面。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西周早、中期的青铜编钟,其正侧鼓音皆为宫、角、徴、羽,唯不见商音。对于这一现象,多数观点认为与周公制礼作乐有关,是政治原因导致“商”在一段时间、一定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其后,这一限制随着“礼崩乐坏”而消解,从两周之际编钟上商音的逐渐增加可以证明这一观点。

镈与甬钟、纽钟同为青铜乐钟的一种,传统观点认为,镈因其音乐表现能力较差,所以在金石之乐中更多地担负着礼制的象征意义。但是,通过对眉县杨家村镈、秦公镈以及秦子镈的测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三组编镈分别在各自的组合里承担着演奏商音以及部分偏音的角色。其中,眉县杨家村编镈是目前所见中原地区最早的一组。其重要性表现在,镈作为商代发源于南方湘赣流域的、多单件出现的区域性器物,在被周人纳入礼乐制度之始,就以三件成编的、具有音高设计的组合形式出现。并且,用以演奏此时甬钟没有的商音。

这三组编镈所反映出的规律性,促使我们重新面对周代音乐中关于“商”的问题。

首先,周人果真在特定的场合不用商音吗?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虽然,“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可以作为周乐有商,而金石未见的解释。但问题的焦点就在于,为何五声之中唯独缺了商?

其次,无论是在学界普遍认可的商音最先出现在纽钟,还是以上三组编镈出现的突破,都没有使用最早的礼乐用器——甬钟来演奏商音。比较而言,在宫角徴羽四声的基础上进行简单地扩充,比引入铜镈或新创纽钟都更加简便易行。但周人并没有选择这一方式,其原因何在?以此看来,在周公制礼作乐之时,曾对甬钟加以明确限制的可能性非常大。

再次,对于殷铙中未见商音,周人所戒之商何来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殷商编铙与西周编钟的礼制意义根本不同。在以封建治国的周人眼中,礼乐制度的重要性表现在“明贵贱,辨等列”,而这样的观念在商代这一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难以如此清晰。

另外,针对《礼记》中“声淫及商”的理解,将其解释为商人祭先妣的音调可能最接近于此篇文献的原意,因为文中不以技术问题为重的观点屡见不鲜。

综上所述,近来对周乐用商的讨论,实质上是如何甄别、使用与看待考古资料的问题。无论怎样,历史的真相总是在不断的新发现、以及不断的假设与求证过程中被逐步揭示,这也正是这一学科的魅力之所在。

(供稿:音乐研究所    编辑:曹贞华  顾骁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