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研所张南南博士举办学术讲座

  2009年8月13日上午,美术研究所张南南博士以《河北省正定市广惠寺藏唐代佛像考释》为题作了学术演讲。正定为我国北方重镇,古称常山、真定。唐代,此地不仅是连接长安与幽州的所谓“大官道”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由河北道(太行山以东地区)西去山西的毕经之处。其周边的唐县、曲阳地区盛产汉白玉,自古就是优质的雕刻原料。而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此地的佛教就一直比较发达,如众所周知的曲阳佛像窖藏就是其代表。正定城内如今还遗留有五座寺院,四座高塔,一尊十余米高的宋代铁铸观音,小小一城,却集中了如此多的佛教庙宇,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其中广惠寺花塔更被梁思成先生誉为“海内孤例”,在建筑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此讲主要是对现存于广惠寺花塔内部的两尊唐代汉白玉佛坐像进行分析。首先依据两像台座遗留的铭文,考释它们的制作年代。1号像铭文有明确纪年,即开元十六年(728年)制作。2号像由于没有明确纪年,发表者便在铭文内大量的造像主姓名中寻找线索。铭文中有一人官职为“前任相王府典识”,有唐一代,被封相王者仅一人而已,即唐睿宗李旦。结合《旧唐书》对李旦事迹的记载,知其两度被封相王。初次在上元二年(675年)至永淳二年(683年)之间,再次是圣暦二年(699年)至神龙元年(705年)之间,其后他被加封为“安国相王”,旋即登基称帝。而李旦由于是高宗与则天最小儿子的关系,从小受父母宠爱,第一次被封相王之时,并未出阁,也就是没有建立府第,仍然住在宫中,陪伴父母左右。真正建立相王府,招募仆役,是在第二次被封相王之时,因此,2号像的制作上限可以定为699年之后。铭文中还有一名为“张知什”的造像功德主,此姓名亦出现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张嘉贞书写的《北岳神庙碑》碑阴题名中,只不过比2号像铭文多了“市令”这个官职,由此发表者认为2号像的制作年代下限在735年之前。发表者进而结合文献,重点对1号像俩位造像主身份进行了考证。其中一人是以信仰佛教著称的萧氏家族成员,另一人在之后的天宝年间官至明州刺史,并且协助过东渡失败的鉴真和尚。前者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有其姓名,但语焉不详,后者仅在《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出现。而对于2号像造像主,由于其身份与地位不是十分重要,发表者便没有详细加以说明。综上所述,1号像制作于728年,2号像的制作时期在699年到735年之间,两像的制作年代还是很接近的。
  其次,发表者对1号像铭文中出现的“国忌行香”这一唐代官方仪式作了扼要介绍。所谓国忌日,就是先代帝后崩御之日。唐代每逢国忌日,各地官僚都要去当地寺院参加“行香”仪式,以示哀思。此仪式起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不变。或以香烟熏手,或抛洒香料粉末,称为“行香”。国忌行香作为当时国家性质的礼仪活动,应当是庄严肃穆的,同时要宣读一些祭祀性质的文书,发表者便列举了敦煌文献中现存的两件《国忌日行香文》。可看出此种文书均有固定格式,且其内容全为佛教思想。但是为了国忌日而制作佛像,就发表者所知,全国仅有1号像这一个实例。
  接下来发表者对两像的外观样式进行了介绍。两像外观相差无多,薄衣、宽肩、丰胸、细腰,体现着明显的异域色彩。均是在唐代流行一时的降魔触地印式样的佛像。此样式在唐代为一种外来的崭新样式,由出使印度的使节(王玄策),求法僧(玄奘、义净等)等人介绍至国内。此像的印度原像安置在中印度佛陀伽耶释迦成道处旁边的大精舍内,传为弥勒菩萨所制,表现的是释迦成佛前战胜恶魔一瞬间的状态。像的制作时期不可考,唐代之前的中国求法僧就曾经听闻高名而特意不畏艰辛去礼拜。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智猛与法显,但二人是否将此种样式带回中国,现阶段还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说明。因此我们只能以王玄策为最早的新样式介绍者。此种新样式的佛像传入中国后,在短时间内就流行开来,以至我们如今仍然能看到很多唐代的这种造像。此种造像往往头戴宝冠,身披装饰。因此又被学术界称为“宝冠佛”或者“装饰佛”,至于其为何呈现如此样相,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发表者认为,印度的原像,据记载就是被众宝装饰,头戴宝冠,而且是经常更换的。那么在仿造此像的时候,工匠们自然不可能将圣像的装饰物取下,而只能依照当时的外观来仿制,这就造成了这类像身有装饰或者宝冠的特点。发表者也列举了没有装饰物的一尊印度发现的此种样式造像,同时也列举了我国西安出土的砖佛,同样是没有宝冠与装饰物。因此,发表者认为,除了宗教思想的原因之外,各种在图像样式上本身就不统一的粉本的流传与仿制,是不是也应该是此类佛像装饰物有无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供稿:张兵 编辑:杭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