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江所长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
域外文化与中国美术之变革

 


   2008年10月25日晚,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研究员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了题为《域外文化与中国美术之变革》的演讲,这是“2008?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中国美术名家讲坛”的项目之一。

  演讲一开始,梁江老师就指出中国艺术在历史行程中经历了几个重要发展阶段:一是汉至魏晋时期佛教艺术的风行;二是隋唐时期西域文化艺术渗入;三是明清时期西洋绘画通过宫廷产生重大影响;四是20世纪以来西方艺术的接连引进。 梁江老师提出并分析了与中国美术有关的几个概念:“水墨”、“丹青”、“图画”、“美术”、“中国画”等。


  接着梁江老师带着大家对20世纪一百年美术发展进行了回顾,并上溯明清探讨西方绘画之进入广东和引进中国。指出在400多年前,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把欧洲绘画作品带进中国。到了清朝初年,意大利人郎世宁、潘廷章,法国人王致诚等许多擅长绘画的欧洲传教士在宫廷供职。清同治年间,欧洲传教士在上海土山湾设孤儿院,院内传授各种技艺,其中图画馆教习西方绘画。清末民初活跃于上海画坛的周湘、张聿光、徐咏青等人,都出自土山湾孤儿院图画馆。梁江老师尤其对广东的“外销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清?康熙五十九年前后,广州出现了一批绘制西画的中国人。他们师从西方专业画家,临摹西方不同风格的绘画原作或印刷品,一部分佼佼者采用西方绘画技术与材料创作,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绘制了大批油画、水粉画和水彩画。这些画销售给广州的外国人,而后流向欧洲,因此得名“广东外销画”。外销画家及画工原来的中文姓名大多没有留下来,后人所知只是他们制作外销画时的英文名字的音译。广州的职业画师中西混合,以西画材料和稚嫩的技法描绘东方的风情。他们的特色与清廷中郎世宁及其他宫廷画家的“清宫古格”截然不同。由于“林呱”这些“无名”画家的画法,以及他们与钱纳利之间的关系,广东外销画是清宫油画之后,中国早期油画的又一重要现象。

  接着梁江老师指出最早的广东油画家Spoilum(中文姓名无考,音译史贝霖),乾隆末至嘉庆初是他的绘画经营盛期,国外保存着1789年他为夏威夷一位贵族妇女画像的记录。尽管海内外学者对关作霖的确切身份和行迹,他是否就是啉呱以及他与钱纳里、“啉胍”的关系有不同看法,但关作霖作为有正式文字记载最早去欧美学习油画的中国人,也是最早在国内开设画店,销售自己绘画作品的人是无可怀疑的。而关作霖是国内史籍有明确记载从事油画创作最早的画家。对对广东外销画起重要作用,影响最广的是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Chinnery,George1774-1852),他是康斯太布尔、透纳的同时代画家,生于伦敦,1825年由印度到澳门,依靠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商行立足,居留二十七年,去世后葬于澳门。他创作了大量以广东风光和人物为题材的油画、水粉、水彩画和速写。


  到了清乾隆以后,在广州 “十三行”一带集中了许多专营外销画的店铺作坊。清咸丰年间(19世纪30—60年代),广州外销画进入鼎盛期。当时 “十三行”一带有30家卖通草纸画的店铺,画工有两三千人之多。绘画作坊采取流水作业——起稿、上色、勾线各有专人分工合作;雕板拓模——画纸覆盖于雕刻了图样的木版上,经按压后拓出画面基本轮廓,再按样板上色等等。后来外销画衰落的主因是摄影和制版印刷术的出现。道光、咸丰年间,欧洲的摄影术传入,很快代替了画工的手工作业。在获取真实生活场景方面,手工描绘的图画无法与摄影竞争。大部分画店乏人问津,外销画从业者纷纷转行。在中国海关缴税表上,当时的外销画分为油漆画(油画)及通纸画(纸本或通草纸本水粉画)来抽税。当时十三行范围有30个专门绘制外销画的画室,作品都是为适应外国人需要的以广东风貌为主题的外销画,其中不少是反映当时十三行风貌的绘画。这些画已流散到世界各地。早期外销画带有浓厚的17世纪荷兰绘画风格,但中国画痕迹还较重。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风格逐渐倾向英国式。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哀叹,“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接着,他进一步慷慨陈词阐述遍历“百国”之画所得的结论。认为中国宋代以前的绘画“未尝不极尚逼真”,这种画法“今欧人尤尚之”。(《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他尖锐批评了几百年来的文人写意画风,主张中西结合。他开出救治几百年沉疴的偏方是以十五世纪以前的院体画为“正法”,“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
  

  梁江老师提出,美术得预时代风气之先,一连串变动是与文学同步的。1918年《新青年》第六卷所发陈独秀和吕澂往还的信件,标题都是“美术革命”,但这个口号显然已落于实践。吕澂敦促陈独秀在张扬“文学革命”的同时,也应力倡“美术革命”。陈独秀吕澂“革命”之锋芒所向,直指元季以还的文人画:“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精神。”“美术革命”突出了两条鲜明纲领: 一、革王画的命;二、输入写实主义。不难看到,这观点与康有为一脉相承。1912年,杜桑画完一堆劈柴似的《下楼梯的裸女》,德国科隆在举办“欧洲现代艺术发展史展览”。刘海粟已和乌始光等人在虹口乍浦路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鲁迅先生是年在教育部演讲会上讲了四次“美术略论”,北大校长蔡元培1916年在《东方杂志》发表《赖斐尔》一文。北大1917年有了“画法研究会”,陈师曾、徐悲鸿等人被聘为导师。陈之佛已在浙江工业学校编写出中国第一本图案讲义。郑锦筹措的北平美术学校就要开张,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

  1912年刘海粟、乌始光兴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19年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正规美术学校的开端。此后,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艺术学校(后改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第一所高等美术学院国立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都于20年代先后成立。这些学校陆续开设油画课,著名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樑曾主持这些学校的教学,他们持不同的艺术主张,使这些学校的油画教学各具特色。徐悲鸿于20年代初在巴黎美术学校学画,接受学院派绘画训练,尊崇坚实的素描基础和严谨的油画造型技巧。林风眠20年代在法国第戎、巴黎美术学校学画,既受过学院派绘画薰陶,也受印象主义、野兽主义艺术影响,重视感情和个性的表现,追求东西方艺术精神的融合。刘海粟曾于20年代到日本、西欧考察美术教育,他心仪的是后印象主义的绘画大师,但在艺术创作和教学活动中体现出兼容并包的气度。
  

  20~30年代,艺术旨趣相投的画家曾组成各种社团。成立较早的东方画会、天马会、晨光美术会虽然都以油画家为骨干,但活动内容不拘一格。30年代由庞薰琹等人发起的决澜社,倡导和介绍西方现代绘画;由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则宣扬超现实主义绘画。这些画会的活动偏于上海一隅,时间又较短促,未能发展成有影响的艺术流派。
  

  中国画家在如何看待西方现代绘画方面,其中存在着矛盾。1929年初第1届全国美展期间,徐悲鸿与徐志摩关于西方现代画家评价的论争,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徐悲鸿贬斥印象主义、野兽主义某些画家的绘画,称雷诺阿、塞尚、马蒂斯的作品为“无耻之作”。徐志摩则起而为之辩护,力挺新派画家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价值。刘海粟1931年回到上海。1932年10月上海举办“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展出他欧游前后所作油画、卢浮宫临画225幅。展览引发了影响达半个多世纪的一场论战。导火线是曾今可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文中说:“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都因在走向艺术道路的初期,遇上了蔡元培这样爱才惜才的师长,他们的艺术道路才会如此辉煌,反之,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悲鸿认为该文是对他的侮辱,立即在1932年11月3日《申报》刊出《启事》,称“今有曾某者为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徐悲鸿还指责刘海粟“流氓西渡,唯学吹牛”。刘海粟被激怒了,以同样形式回敬悲鸿,称徐悲鸿为“艺术绅士” 《申报》同时刊登了曾今可的《启事》,称“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意。此启。”

  在追新画家笔下,月份牌绘画20世纪初成为传统水墨与西洋技法结合的新绘画。中国画家熟悉工笔与晕染皴擦,在西方艺术表现光影、透视与体积的技法影响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城市生活。月份牌受到普遍的欢迎,而这个过程事实上就是一种折衷与西方化的过程。来自土山湾的徐咏清(1880—1953)是颇有成效的商业画家,月份牌画家杭稚英(1901—1947)是徐咏清的学生。周暮桥曾经是吴友如的学生,吴友如不仅接受通过宗教题材绘画传递的西方绘画技法,也是最早将民间版画用于时事报道的艺术家,在土山湾学习的周湘(1871—1934)可能是最早开展新美术教育的中国画家。1910年,周湘于上海旧八区褚家桥创立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和布景传习所,康有为、梁启超、吴稚晖等皆出席开学仪式祝贺。学校除主课绘画外,兼授书法、雕刻、木刻、油画、炭墨等课程。乌始光、丁悚、汪亚尘、丁健行等皆布景画传习所学生。再后,在董家渡天主堂右侧创办上海油画院。1902年,清廷颁行学堂章程,采行日本制度。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保定北洋师范学堂设图画手工科,开油画课,聘请外籍教师任教。1909年,周湘在上海先后办中西美术学校及布景画传习所,丁悚、乌始光、刘海粟、张眉荪等人曾在此学画。这是中国学习西方美术教育的开端。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最早出国学习油画的广东画家李铁夫,1887年到美国,曾受业于J.S.沙金,并以奖金和卖画所得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最早到日本学画的李叔同,1910年学成回国, 在天津、杭州和南京从事美术教学。他首倡石膏模型和人体写生。1912年刘海粟、乌始光兴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19年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正规美术学校的开端。 此后,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艺术学校(后改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第一所高等美术学院国立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都于20年代先后成立。徐悲鸿于20年代初在巴黎美术学校学画,接受学院派绘画训练。

  接着,梁江老师向大家描述了二十世纪初广东与西洋画的概况。指出晚清之后,到国外学西洋画的广东画人,有李铁夫、冯钢百、梁銮、雷毓湘、陈抱一、赵雅庭、许敦谷、关良、谭华牧、梁鼎铭、胡根天、陈丘山、徐守义、梅雨天、容有机、李澄之、关金鳌、林风眠、余本、符罗飞、吴琬、司徒乔、李桦、胡善余、胡光弼、丁衍庸、任真汉等,粗略统计达五十多人。从广东到外国学西洋的人少数寓居国外,大部分归国从事西洋画的创作和教学活动。有些人活动于上海、苏州、杭州和北京等地,相当一部分回广州从事西洋画活动。1921年由胡根天、冯百钢、徐守义等人在广州组织成立的“赤社美术会”,便是广州第一个由社友自己出钱出力组织的西洋画研究、创作及传授的美术团体。1921年由胡根天、冯百钢、徐守义等人在广州组织成立的“赤社美术会”,是广州第一个西洋画研究、创作及传授的美术团体。该社于成立当年的十月一日举办赤社第一次西洋画展览。展出油画、水彩画、木炭画、粉彩画等西洋画作品一百六十幅,作者有陈丘山、雷毓湘、徐芷龄、李殿春、徐守义、梁銮、容有机、胡根天等人。赤社开办了十二年,造就了不少从事西洋画创作的人才。赤社成立的次年(1922)广州成立了全国最早的一间公立美术学校“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在筹备市美的同时,经几个月的筹备,在1921年12月借用文德路广东省图书馆举办“广东全省第一次美展”。市美和赤社的成员及全省第一次美展的展出,是广东西洋画创作活动的一个高潮。 吴子复早年毕业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1926年曾参加北伐,以绘画作过战地宣传。接着,与李桦等人组织“青年艺术社”,推动现代艺术新潮。他从1932年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授。他推崇法国油画家马蒂斯。画笔触粗犷洗炼,色块强烈单纯,从线条、着色到形象结构都显现鲜明的野兽派倾向。

  在谈到西方美术在中国植根和繁衍这一问题时,梁江老师详细论述了中国画教学在近现代发展的情况。1918年5月,受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的徐悲鸿作了题为“中国画改良之方法”的演讲。徐悲鸿“改良”的基本观点一如康有为和陈独秀,但他毕竟是画家,所提见解就具体和实在多了。徐悲鸿数十年“独持已见,一意孤行”,坚定地引入西方写实主义,并以之作为中国画改良的参照,把如实表现生活作为权衡艺术的准绳。中国画传统教学原来是以师徒授受的方式进行。西学东渐,各地开办学堂,传统传授方式渐被新教学法取代。二三十年代,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武昌出现多所国立或私立的美术专门学校,均采用西方教学方式,传统绘画渐被纳人其中。从西方留学归来的艺术前辈,一面在创作中探索中国画变革之路,一面关注艺术教育。在新式学堂中,学生一开始接触的是石膏几何体写生,而不是《芥子园画谱》,是铅笔而不是毛笔。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绘画的观念和以笔墨为基础的学习方法。50年代照搬苏联契斯恰柯夫素描教学模式,给中国画教学带来许多难题,但学生从素描教学中所获取的造型能力和造型观念,极大改变了中国画(特别人物画)的面貌。活跃于五六十年代的画家都得益于这种造型能力的培养。 

  梁江老师强调,影响近百年中国艺术走向的有三大因素: 一、20世纪初引入西式现代教育体系;二、50年代至今全国一统的美展模式;三、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引发的巨变。这些因素从深层颠覆了中国的艺术理念、语言手法、创作取向、评判标准、传承模式,中国艺术的功能被转换,画家心态被改变,从而导致中国艺术的整体巨变。

  最后,梁江老师指出,外来文化艺术的碰撞和交融,给了中国绘画新的机遇。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促使其变革的要素和重要动力。而当代中国美术有着以下几种趋向:拓展、守护、创新、移植、引进、杂交,加上新观念、新材料、新技术等,呈现着前所未见的蓬勃势态,在价值判断、理论向度、视觉形式、发展形态诸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元素。

  演讲结束,尚有20余分钟提问与回答的互动交流。有学生就当前的艺术发展状态、艺术市场等问题进行提问,梁江老师给予学生详细而生动的回答。两个半小时演讲过程,不断赢得学生热烈的掌声。

 

                          (供稿:梁江 编辑:杭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