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红楼梦研究所组织召开“卞藏本”《红楼梦》鉴赏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合影

   2007年6月16日上午,“卞藏本”《红楼梦》鉴赏座谈会在北京图书馆行政楼313房间举行。座谈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北图出版社共同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先生和北图出版社社长郭又陵先生共同担任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李希凡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吕启祥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熙中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俊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启明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杜春耕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沈治钧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曹立波女士,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段江丽女士,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云南艺术学院教授孙伟科先生,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主任张云女士,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饶道庆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夏薇女士,《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敏君女士、《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主编王小宁女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以及研究生。参加本次座谈会的还有北图出版社邀请的该版本的收藏家卞亦文先生,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副研究馆员赵前先生,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副研究馆员杜伟生先生,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副研究馆员史睿先生,北图出版社社长郭又陵先生,北图出版社总编辑徐蜀先生,北图出版社社长助理姜红女士,北图出版社综合编辑室副主任殷梦霞女士,还有《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新京报》、《北京晚报》及北京电视台的记者。
   会上,冯其庸先生首先感谢新老朋友们前来参加此次研讨会,对卞藏本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卞藏本存在着许多同其他本子不同的差异,因此给研究者留下了很大的探索余地,这些余地会使研究者们不断修订自己的观点,以使红学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他也希望卞藏本的发现可以陆续带来其他钞本的出现。
   冯先生还提到,自从卞藏本问世以来,一直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些谣言。对此,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卞藏本作伪的不可能。首先,刘世德先生认为,虽然卞藏本目前尚存在着无法解释的问题,如对图章上“文介”是谁现在还无法断定,它与题记中“梅盦”的关系也没有明显证据,但总的来说,卞藏本是个有价值的脂本。
   与其他钞本相比,卞藏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回目中也有异文。正文的异文出现或许跟藏书家或抄手的有意修改有关,有时不能避免,但一般抄手很少会有兴趣有功力去改回目。这说明卞藏本确实是有底本为依据的,而其底本的来源就是曹雪芹的某个稿本,来自于早期不同的钞本。经过仔细对比,卞藏本在抄写系统中更接近现在的俄藏本(又叫列藏本)和文学研究所收藏的杨继振藏本(《红楼梦稿》本)。
   对于网上有人说这个本子是假的,刘先生认为如果看原书,而不是影印本,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比如有人说,回目八行,正文却有九行,不符合抄写惯例。实际上,从原书可以清楚地看出,回目也是九行,第一行是空白的。只不过在影印的时候,难以体现罢了。还有人说,如果“上元刘氏”在梅盦题记之前,那么就存在图章在前文字在后的作伪可能。其实,这也与影印本有关。如果看原书,则很明显是文字在先,图章在后,也就是说没有作伪的可能。
   针对网友说梅盦不是苏州人林兆禄,而是香港人何叔惠的说法,刘先生说,卞藏本清楚地写着“梅盦识于沪寓”,而香港人何叔惠却从未到过上海。另外,林兆禄曾在上海文史馆工作,1966年才去世,文史馆应该会有他的资料。如果梅盦就是林兆禄,那么深入了解他的字画、生平经历,对了解这个本子的流传过程会有很大帮助。
   冯其庸先生还提到台湾的刘广定先生最近在网上发表了给南京某人的一封回信,也简单提到了图章问题,认为一定要看原书。以现在的情况看,他认为应该不是作伪。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杜伟生先生长期从事古籍版本方面的研究,他从纸张的角度分析卞藏本,认为这不会是一部现代制作的伪书。他说,古籍上常有一些小黄斑,即氧化纤维素。这种东西会转移。在卞藏本中可以发现,黄斑在四本书中均有存在,甚至能蔓延到几页,这一点是很难在短时间内作伪的。另外,现在还能找到清代的纸,作伪应当很方便简单。可是黄斑都在一个位置,也就是说需要在写完之后再去一一比对小黄斑的位置,如果属于作伪,难度很大。如果是九几年开始写的书,寻找一样的纸张是很难的。从纸张判断,卞本应在道光之前。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赵前先生用高倍放大镜看了墨渗到纸里的颜色,认为以现代人的书写程度,很难达到这种吃墨效果。其次,“宁”字没有避讳,“玄”字很多被改过,可以断定肯定是清代本子,大约是道光之前的本子。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史睿先生长期从事金石文字方面的研究,因此他的观点着重于卞藏本存在的简体字和异体字。有人认为卞本中出现了一些简化字,以此作为卞本作伪的证据。但简化字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文字学家们从历史上的字体和书体中找到方案确定简化字的,并非是完全用一套新的书写规则来代替繁体字,所以有很多简化字并非是在汉语简化方案之后出现的,而是在古人书写中很早就有的。根据简化字原则,简化字会把许多同音的字归并在一起,也会在因为附加了很多复杂的偏旁部首而产生许多古今字时,重新采用了以前的简单写法。这种现象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如日本写本《和名类聚钞》、《颜氏家训》、《经典释文》以及敦煌文献等,简化字现象在古代非常普遍。另外,以抄书为职业的抄手在抄写过程中,一定有成本。写得熟快的,一定会节省时间。从卞本中看,无论是正字、异体字、简化字,只要有相同字体出现时,其减笔省笔都是一样的。如果是现代人写这样的字,第一很累,第二要写一样的字没有他们那样熟快。在书法家眼中毫无个性的书法,恰好证明是清代中晚期出现的版本,而不会是现代造假。
   北图出版社总编辑徐蜀先生,也是本书的责编,他认为,平装本其实比线装本从版本价值上更高,因为平装本用的是灰度印刷,对原书信息保持更多。特别明显的中间白,周围灰,是因为周围氧化多,接受空气多,所以暗,这是长期流传的现象。如果是95年抄成的书,肯定不可能出现这种特点,作伪一说纯属无稽之談。
   本书收藏者卞亦文先生长期收藏瓷器字画,对古籍版本有比较清晰的判断。在他搜集的清代钞本中,有些字体与卞本非常相似。如果从作假来看,这种非常娴熟、带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又没有个性的字体,现代人要作出4本书的话是很难的。根据以前朋友教给他的经验,卞先生大胆地推测:卞本与甲戌本的笔迹风格非常接近,所以可能抄手的年代也相当接近。
   同样以收藏闻名的杜春耕先生也认为这个本子不会是假的。首先,从价格上,拍卖时只有八千块钱,如果是造假,成本太高,只能是劳民伤财。第二,做旧做到这个程度的书,目前没有见到。像潘家园里许多做旧的书,看上去就很生硬,不会这样自然流畅。第三,从抄写样式来说,卞本同嘉庆年间的宝兴堂本相似,而宝兴堂本上注明了是嘉庆年抄就的。因此,卞本至少不会是道光以后的。
   与会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不论是从版本、纸张,还是抄写的字体、样式,以及作伪的成本、所需要的知识储备来看,卞藏本作伪的可能性不大。除此之外,专家学者还就“卞藏本”中“宁”的字体问题、避讳问题以及封面残缺是否与收藏信息有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红楼梦》的其他脂本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或之前发现的,迄今有五十多年,期间几乎没有新的脂本出现。从曹雪芹生活的年代到今天大约有二百多年,现存脂本约十部。而二百年前,决不只有10部流传。因此,卞藏本出现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证明了其他脂本的存在。对此,学者们一致表达了自己对《红楼梦》新版本出现的美好祝愿。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收藏《红楼梦》本子的人心理颇为微妙,或许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收藏,或许不愿意公开自己的钞本等。文革之后,如果这些藏本还存在,那么现在及以后是个很好的机会,希望卞藏本只是个开始。

                         (供稿:子木  编辑:杨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