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张隆溪教授做学术讲座:

中国研究中范型的意义

  

大家在认真倾听张隆溪教授的讲座。后排右二为张隆溪教授。

  2007年6月25日上午,张隆溪教授应邀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做了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中国研究中范型的意义”。讲演由刘梦溪所长主持,院内及文化所全体同仁约40人聆听了讲演。
  张隆溪教授现为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系讲座教授,同时受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长江讲座教授。在这次讲演中,张教授主要分析了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开启的历史哲学观,以及后来的加达默尔的历史研究理论。依据阐释学和人文主义历史哲学的原理,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张教授用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表述西方阐释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一个人能看到的东西,与他本人的视野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从自己的视野所看到的东西并非是最准确的。每个具体的观察者并非一张白纸,在观察之先,观察者就有了一个预期,通过观察所见,不断修正先前的预期,修正后的预期又会形成新的视野。这个不断修正反思的过程被称为阐释的循环理论。历史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不断循环中获得更准确的结果。
  用这样一个观念来分析西方的汉学研究,就能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柯文教授写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在海外汉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西方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大致有三种范式,即“冲击-回应”模式;“现代化”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冲击-回应”模式的主要观点是,西方冲击了古老的中国,中国的回应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样的冲击具有积极意义。而“帝国主义”模式则认为,西方的冲击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掠夺,其后果是妨碍了中国按照自身规律的发展。“现代化”模式则主张,现代化就等于西化,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在努力实现现代化,要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就要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待,没有中国自己的标准可以用来分析。柯文认为,这三种范式共同的错误是,都以西方为中心,不是从中国自身的视野,而是从西方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他认为,要正确理解中国,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中心观的主要内容是,首先要相信,中国的发展是内部的因素起了决定的作用。其次,要站在亲历历史的那些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理解历史。比如研究太平天国,就要让自己设想为一个起义者,然后去研究那段历史。问题是中国的,评判的标准也要用中国的,不能用西方的标准。
  不过,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一旦进入历史研究的具体操作层面,就出现了悖论,因为他用的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都不是中国的。中国能做的好像就是提供材料,而理论分析方法都得用西方的东西。张教授在讲演中提出了这个悖论,但没有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评论。
  西方对中国一直存在一些偏见。其实,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互相理解并非完全的“不可通约”,只有“局部的不可通约”,基本的人性是共同的,只是在外在的表达方式上有差异。这个差异不是类型上,而只是程度上的。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一直存在偏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真正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
  依据阐释学的原理,西方要正确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必须综合中国人自身观察的结果。中国有自己发展的特殊性,不能用西方的标准一概而论。近些年来中国有很多学者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很有成就的研究,但是,这些成果一直没有得到海外汉学界的重视。张教授认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历史的范式,需要打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隔阂。每个人都有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和视野,最理想的范式是综合所有人不同的看法,才能认识到庐山的真面目。
  讲演后,讨论活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提出很多问题,气氛非常热烈。

                       (供稿:中国文化所研究所廖齐  编辑:杨耐)